国家档案馆中珍藏着一份编号独特的文件，纸张有些微黄，边角略显卷曲。封面仅有一行字：“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建议”，没有署名和日期，只有模糊的蓝色印章。翻至最后一页，附录中是密密麻麻的表格，记录着未来五十年的人口预测。这些数字是用铅笔写成的，部分被橡皮擦得发灰，显然经过多次修改。这份报告在当时被视为绝密，仅在少数人中间流传。其理论基础是刚从荷兰引入的数学模型，源自西方科学家在1972年的一份提案，意在提醒全球：地球资源是有限的。意想不到的是，这份报告在路经数万里后，最终转变为关于中国未来人口的预测，进而促成了一项影响几亿人选择的重大政策。
对于这些数字的真正意义，只有深入研究控制论的专家才能解释清楚。普通人看到的是“四十年后人口预计将达多少亿”的警告，而专业人士则意识到，这一预测依赖于数十个相互关联的变量，若其中任何一个发生变动，整个预测曲线便会失真。然而，有一点是绝对明确的：不论如何调整参数，该曲线最终都会指向同一结论——若出生率不降低，所有资源线将在某个时点同时达到底线。这种图示以其客观性和中立性更具说服力，宛若一则天气预报。然而，这种客观性也掩盖了模型内在的脆弱：模型永远简化现实，而现实总是会超出模型所描绘的框架。
当陈云第一次看到这份报告时，听说他问身边的人一个问题：粮食增产的速度是否能跟上人口的增长速度？这其实是一个古老的数学问题，自马尔萨斯以来就有人探讨过，而各个时代的计算方式也各有不同。陈云的算法很直接，将全国可耕地面积与单位亩产极限进行对比，再叠加人口增长曲线，两者之间的差距即是将来的粮食缺口。这个缺口无论如何被数字高估或低估，其方向却是明确的——若不控制人口，缺口将愈发扩大，不会缩小。他并不是一个轻易被理论说服的人，信奉的是账本这种实在的东西，认为人口问题本质上与财政、粮食和物资分配问题无异，都是可以进行算计的。
不过，他明白，人口问题不同于其他问题。其他政策若出现偏差，可以进行调整、补偿，甚至在几年后重新开始。唯独人口政策，一旦实施，便会影响数代人的家庭结构，属于不可逆转的决策。一个孩子的出生意味着一个生命的到来；而不允许一个孩子出生，可能意味着一段婚姻的解体、一个家庭的重组，甚至是一个村庄的人口结构改变。这项政策不会有回头路，未来的另一代人将不得不承受其带来的后果。陈云提及“准备挨骂”，其实并非在预测未来的舆论，而是承认一个事实：无论这项政策是非有必要，所带来的痛苦是确实存在的，而最终这些痛苦会有人来核算。
在1979年政策一经确定，各地方立刻制定实施细则，中央的意图通过层层传达，地方政府也在“加强力度”。到了乡镇层面，原本的政策文本简化为几个硬性指标：结扎率、上环率、独生子女领证率及超生罚款完成额。这些指标张贴在公社的墙上，每月更新，显得格外醒目。乡镇干部每天的第一要务便是查看这些数字，思考还有多少指标没有完成。有人说那几年基层的工作重心已不在生产发展，而是在完成计划生育的指标，这种说法虽显夸张，但在很多地方，产计划生育工作却确实优先于其他考核。
农村的反应最为复杂。在许多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观念下，已生育女儿的夫妻几乎都会想尽办法再生一个儿子。有的选择异地躲着生，有的将孩子的户口挂在亲戚名下，甚至借助各种土办法判断胎儿性别决定留与否。那时，基层的计划生育干部走访居民，磨破了嗓子，甚至产生了许多感人的故事。国家的硬性指标与乡亲们的真实需求形成了强烈对比，导致许多干部身处两难，受到内部和外部的压力。
城市的情况好一些，因为城市居民更容易融入单位管理体系。若有家庭怀上二胎，单位的人力资源部门第一时间便能获知，随即会启动相关程序，包括谈话、停薪、降级甚至解雇。那时，生育问题不再是家庭的私事，而是单位管理的一部分。独生子女证成为家庭的“政治资产”，每月能领取一些独生子女费，并在分房、孩子入学、评优评先等方面占据一定优势。反过来，若借生育而超过了政策，代价则是失去工作、住房资格及多项福利。城市家庭的生育选择在巨大的制度压力下进行，并非完全出于自愿。
